引言：广州 —— 岭南文化的明珠

广州，这座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岭南大地。它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是岭南文化的发祥地，也是中国南方的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广州孕育了无数杰出的人物，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各领风骚，为广州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在中国历史的画卷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的故事，是广州历史文化的生动写照，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瑰宝。

一、张九龄：开元名相，岭南文宗

张九龄（公元 678 年 — 公元 740 年），字子寿，又名博物，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西武水西岸）人，乃是唐朝开元年间名相、政治家、文学家与诗人，更被誉为 “岭南第一人”。

张九龄自幼聪慧能文，长安二年（公元 702 年）便中得进士，随后参加朝廷制举，先后被授予校书郎、左拾遗等职。他的仕途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开元四年（公元 716 年），因上疏直言自己的主张，招致宰相姚崇的不满，遂以任期满为由辞官归乡。然而，回到家乡的他并未就此闲居，而是心系家乡发展，向朝廷请求开凿大庾岭路，以改善南北交通。在他的努力下，大庾岭南路得以成功开通，这条大道南通广东南雄，北接江西南安，成为了唐代南北交通的重要通道，被后人赞誉为 “古代的京广线”。

张九龄的政治成就斐然。内政方面，他主张选贤任能，不循资历，极为重视地方官的选拔，同时也积极为国家经济建言献策；军事上，他高瞻远瞩，反对穷兵黩武，力主削弱节度使权力，以维护国家的稳定与和平。在他担任宰相期间，秉持公忠体国的原则，直言敢谏，尽心竭力辅佐玄宗，为 “开元之治” 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文学领域，张九龄同样有着卓越的贡献。他的诗歌写作主张用清淡质朴的语言寄托情感，散文则力求内容务实，语言朴实。其作品《曲江集》流传后世，备受赞誉。他积极发展五言古诗，诗风清淡，以素练质朴的语言，寄托深远的人生慨望，对扫除唐初所沿习的六朝绮靡诗风贡献尤大。他的五言律诗情致深婉，如《望月怀远》中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一句，唱绝千古，将对远方亲人或友人的思念之情，融入雄浑壮阔的海天景象之中，意境深远，韵味无穷。另有《感遇》十二首，以芳草美人的意象托物言志，抒写自己坚守的高尚品格，如 “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一联，更是他高洁情操的生动写照。 张九龄凭借其在文学与政治上的双重成就，成为了岭南文化史上的一座巍峨丰碑，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二、崔与之：南宋名臣，德才兼备

崔与之（1158—1239），字正子，号菊坡，广东增城（今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是南宋时期的名臣、诗人。他出生于一个清贫的医生家庭，少年时父亲崔世明便因病离世，家境困窘。然而，崔与之胸有大志，立志救国济民，刻苦研读经史，为人处世机警。青年时期，他多次科举未中，遂寄望于出外求学。三十二岁时，在增江书友林仲介等人的慷慨资助下，他远赴京师临安（今浙江杭州），入太学读书。在太学的三年里，他埋头苦读，心无旁骛，不曾踏足临安街市。功夫不负有心人，绍熙四年（1193 年），他高中一甲进士，成为岭南第一个由太学生考上进士的人，从此踏上仕途。

崔与之的为官之路始于基层，他先后在浔州（今广西桂平）、淮西、新城、邕州（今广西南宁）、宾州等地任职，每到一处都不畏艰难，尽心竭力办理公务，积极为当地民众排忧解难。在浔州，他巧妙解决驿所和粮仓的修缮难题，展现出灵活应变与担当精神，获郡守赏识，被推荐转任淮西提刑司检法官。在淮西，他秉公执法，不畏惧权势，果断处理大京官儿子称霸乡里的案件，责令其退还民田，赢得百姓赞誉。在新城，他大力整顿赋税，减免诸多中间环节和费用，开创了无需刑罚而顺利办好赋税的德政，使百姓踊跃缴税。在邕州，面对知州盘剥士卒引发的哗变，他临危不惧，冲入城中，处斩为首滋事者，迅速平定兵变，恢复全州安宁。

南宋晚期，金国因蒙古进逼而南迁都城至汴京，并企图南掠宋土。朝廷任命崔与之为直宝谟阁、权发遣扬州事、主管淮东安抚司公事，使其成为抗金前线淮东路的军政长官。崔与之抵达扬州后，精心筹划守御事务。他耗时一年多，大力整修城防，修护城河，于城外广植柳树，于城内临近河流运输之处建造十二座仓库，储备充足军粮。他秉持兵不在多而在精的理念，认为兵精源于训练有素。他将步兵的弓箭手和长枪手依身材、年龄、技术分为三等进行教习，骑兵则以骑术精湛和武艺精熟为标准展开训练。身为统帅，他每五日亲率幕僚前往校场督促训练，月末进行严格考核，奖优罚劣。部队出城野练时，他率将校随行视察，要求部队遇山岗沟涧不得绕行，务必勇往直前。在他的严格训练下，淮东军威大振。此外，他深入考察民间自卫组织万弩社，认为其有利于组织民众防御金兵，于是奏请朝廷将万弩社定为各县民兵组织。他还招募当地青壮年创立万马社，平时让其从事农田耕作，战时集中调用。崔与之坚守淮东五年，使边境安然无战事。

其后，崔与之出任知成都府兼成都路安抚使，后升任四川制置使。在四川任职期间，他展现出卓越的治理才能，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使蜀中得以安宁。他整肃军政纪律，扭转各州军政不合的局面，凝聚了军心。他积极发展边境贸易，构建战马、粮食就地补充的稳定机制，积蓄了大量军资，有力地巩固了边防。在他的精心治理下，四川迅速成为军政协调、纪律严明、兵精粮足、百姓富裕的地区，形成了较长时期的社会稳定局面，他也因此被誉为 “西蜀福星”。

崔与之不仅在军政方面表现卓越，在学术上亦颇有建树。他被尊称为 “岭南儒宗”，所开创的 “菊坡学派” 是岭南历史上第一个学术流派。他的词章造诣精深，开岭南宋词之先河，有 “粤词之祖” 的美誉，其著作《崔清献公集》流传后世。

崔与之一生清正廉洁、淡泊名利。他为官四十余年，历经三朝，屡屡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功勋卓著，却从不贪恋高官厚禄。他曾七次请辞参知政事，十三次请辞右丞相兼枢密使，其高风亮节令人敬仰。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对他赞誉有加：“盛德清风，跨映一代。” 史臣称其 “与张九龄齐名异代，诚吾广百世师表也”，宋理宗也称赞他 “允文允武，善谋善断”。他的为官品德和卓越成就，为后世树立了光辉的典范，成为岭南历史上一颗璀璨的明星，其事迹和精神激励着后人不断追求高尚的品德和卓越的成就。

三、陈献章：明代硕儒，心学先驱

陈献章（公元 1428 年 11 月 27 日 — 公元 1500 年 3 月 9 日），字公甫，号石斋，晚年自谓石翁，别号白沙子、碧玉老人、玉台居士等，广东新会（今属广东省江门市）人，明代哲学家、教育家、书法家、诗人。因居住在白沙村，故学者都称其 “白沙先生”。其创立岭南学派（又称江门学派），奠基明代心学，是岭南地区唯一入祀孔庙的大儒，被誉为 “圣代真儒”“岭南一人” 等。

陈献章出生在一个耕读之家，早年拜黎贞门人梁继灏为师。正统十二年（公元 1447 年）考中举人，次年参加入京参加会试时，只中副榜，遂入国子监学习。景泰二年（公元 1451 年），参加会试再次落第，后拜在大儒吴与弼门下学习。半年后遂返回家中闭门苦读，但累年无所得。于是筑一台，名曰春阳，每日静坐其中，坚持数年，终于有所悟，建立了他自己的一套思想体系。成化二年（公元 1466 年）重回国子监，期间以诗文《和杨龟山此日不再得韵》受到国子监祭酒邢让盛赞，被誉为 “真儒复出”，一时声名大噪，后经邢让推荐出任吏部文选清吏司历事。成化五年（1469 年），会试再次落第。后返回新会白沙，聚徒讲学，潜心学习，四方学者慕名而至。成化十九年（公元 1483 年），受彭韶、朱英等人举荐奉诏入京，明宪宗令就试吏部，但其以奉养寡母为由上疏请求回乡。明宪宗被陈献章孝心感动，授予其翰林院检讨的官衔，准许回乡。陈献章从此居乡讲学，屡荐不起。弘治十三年二月初十（公元 1500 年 3 月 9 日），陈献章去世。后明神宗下诏修陈献章家祠，并赐从祀孔庙，追谥 “文恭”。

陈献章提出 “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宇宙在我” 的心学思想和 “静坐中养出端倪” 的心学方法，主张 “学贵有疑”，打破了宋明以来程朱理学的思想桎梏，开启明代心学先河，是宋明理学史上承前启后、转变风气的关键人物。他认为，“天地之大不得，与道侔，故至大者道而已”，“道” 是宇宙中心中的最根本之依靠，是人类及万物存在形态的基本特质，代表着自然所遵循的规律和自然状态发展的轨迹，是天地人合一的混合整体，自然状态下 “既无离道之物，也无离物之道，道通于物”。他看重个人道德品质的表现以及个人修养的方法理论，总结人类的行为模式，提倡主静的学说，认为要通过读书来学习前人的思想，才能将理论掌握至心，从而形成自我理解以及自我认识，即 “发明本心”，进而达到 “作圣之功”。其心学最大的特点在于主张以自身的能力来求得自我的完善，在排除外力的作用之下，以自我主观之 “心”，达到自我认识的完善和自得。陈献章构建了 “道”“心” 二者的本体价值，并认为 “道” 是宇宙存在的唯一意义，他将 “道” 的自然观思想与心学内涵相结合，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主观价值判断，认为人之所以为人，最大的价值在于人具有自我实现的能力和不受外力影响的心。在主张道德思想的前提下，他提出圣明的君主应该做出修身的表率才能为民众所信服，要想成为圣人，就要拥有主宰天地的能力与气量，表明其 “自得之学” 最终落脚点在于圣人之道德至善的意义。另外，陈献章认为仁孝思想存在互通性，“仁” 可以主宰世间万物，天地之万事都可以从 “仁” 出发找到根源，而 “孝” 代表了行为的原因和依据，是人们做事做人所需要遵循的道德标准和修身价值。

陈献章开明代讲学风气，他的衣钵弟子湛若水等人，纷纷聚徒讲学以传播江门心学，岭南地区的文化得到较大发展。在明代，岭南地区相继出现白沙学派、甘泉学派、岭南王门心学这三支颇具影响力且相互影响融汇的学术团体。白沙学派曾被黄宗羲评价为 “独门开户，超然不凡”，其开创并引领了岭南独有的学术风潮。湛若水的甘泉学派结合程朱理学中的天理和事理合一的观点，充实和发展了心学的修养方法，对陈献章心学进行修正，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岭南学派的心学。以王阳明弟子方献夫、薛侃为代表的岭南王门心学，以石泉书院作为基地，在岭南生根发芽，并且同白沙、甘泉心学相互交融贯通，使得岭南地区出现王学特殊的发展轨迹。明代珠江学术的崛起和崭露头角让整个学术圈开始重视岭南，南学在这一时期开始抬头，并且发展成为区别于中原思想文化的独特学术文明。

此外，陈献章在书法上也颇有造诣，曾自制茅龙笔，字体苍劲有力，别具风格，对吴门四子的书法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他的书法以成化十九年为界，风格转变极大，由瘦劲转向丰腴平淡，后将书写工具改用为茅龙笔，便慢慢走上了槎枒峭削、奇横开张一路。茅龙笔书苍老劲利，潇洒自然，类似以破败之硬笔所书，视觉效果特殊，别具一格，情怀超然。其书法作品《种蓖麻诗卷》《大头虾说轴》《慈元庙碑》等流传于世，展现出他独特的书法风格与艺术魅力。在诗歌上，陈献章将心学引入诗歌创作，开明代灵性诗之先河。他的诗学理论认为，人的本心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产生的感情，是诗的渊源，强调诗要抒发本心感情，也要有风韵，并把情感和风韵统一起来，重视诗歌的作用，反对宋代儒家认为诗只是 “小技” 的看法，提倡认真作诗。他的诗歌作品如《藤蓑》《题画兰》《盆池栽莲，至秋始花》《洗竹三首》《梅花诗五首》《偶得示诸生》等，或阐发静修读书的观点，或借物喻人，或感叹大自然的规律，或展现本心的自然流露，率情坦诚，直白质朴，呈现本真，还体现出他关心人民疾苦，希望人们过上和平生活的情怀，以及对乡村、田园、生活的真挚喜爱。陈献章一生并未著述，其去世后他的弟子将陈献章生前所撰诗词、文章、言行等内容汇集成册，主要集中于《白沙子集》《白沙诗教解》《陈白沙集》等，共有两千多首诗及五百余篇文章流传下来。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评价曰：“有明之学，至白沙始见精微。”

四、杨孚：岭南学宗，物志创先

杨孚，字孝元，东汉南海郡番禺下渡头村（今广州海珠区下渡路）人，是岭南地区首位著书立说且见于史志记载的学者，在岭南文化发展史上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被尊称为 “岭南学宗”“粤诗之祖”。

杨孚生活于东汉章帝与和帝两朝。汉章帝建初元年（公元 76 年），朝廷推行察举制度，诏令各地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杨孚凭借自身深厚的经史功底，在 “贤良对策” 考核中脱颖而出，被授予议郎之职，得以进入朝堂，成为皇帝身边的参政议政近臣。在任议郎期间，杨孚充分展现出直言敢谏的卓越品质。当时，在对待匈奴的问题上，他秉持 “创造用武，守业尚文” 的理念，援引先帝 “虏来则应，未尝先伐” 的遗训，极力反对轻易出兵征讨匈奴，其主张彰显出对和平稳定的珍视以及对战争审慎的态度，尽管未被汉和帝采纳，但他的远见卓识和果敢直言令人钦佩。

杨孚的另一重要政治主张是整肃官场纪律，大力清除腐败现象。彼时，地方官员贪污受贿之风盛行，“郡邑侵渔，不知纪极，货贿通于上下，治道衰矣”，杨孚对此深恶痛绝，遂坚决主张 “吏治必务廉平”，倡导以廉洁作为考核和选拔官员的核心标准。汉和帝欣然接纳了他的建议，果断下令严禁官员假公济私、中饱私囊，有力地推动了官场风气的清正廉洁。此外，杨孚还积极倡导以孝治天下，他向汉和帝进言，倡导选拔孝廉，要求郡国之士诵读《孝经》，此建议亦被汉和帝采纳，并下诏命令 “中外臣民均行三年通丧”，这一举措对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伦理建设产生了极为深远且持久的影响。

杨孚在学术领域的突出贡献无疑是撰写了《异物志》。这部著作堪称我国第一部地区性的物产专著，具有不可估量的开创性意义。当时，中原地区对岭南的认知极为有限，杨孚为使朝廷和民众深入了解岭南的风土物产，同时也为了遏制岭南地方官吏借奇珍异宝向皇帝 “竞事珍献” 并行贿朝政权贵的不良行径，他精心收集整理岭南地区丰富多样的物产资料，运用生动详实的笔触，对岭南的动植物、矿物等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类记载，涵盖了自然环境、资源、社会生产、民族状况、文化习俗等诸多方面，包罗了人、地、物、禽、兽、谷、果、木、草、竹、虫、鱼等丰富内容。例如，书中记载 “甘蔗，远近皆有。交趾所产，特醇好，本末无薄厚，其味甘。围数寸，长丈余，颇似竹。断而食之，既甘。生取汁为饴饧，益珍。煎而暴之，凝如冰”，这不仅是对岭南甘蔗形态与制糖工艺的精确描述，更是为研究汉代岭南农业生产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又如 “其茎如芋，取镬煮之为丝，可纺绩，女工以为缔给，今交趾葛也”，此为以芭蕉茎纤维织布的最早记录，对岭南纺织史的探究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异物志》原书虽在宋代不幸亡佚，但其中部分内容因被后世诸多类书及古籍广泛引用而得以留存。清代学者曾钊从《齐民要术》《初学记》《太平御览》等书中精心辑录，整理成两卷本《异物志》流传至今。

从学术价值的维度审视，《异物志》在多个领域均有着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它开创了我国以《异物志》命名地志的先河，自此之后，历代文人学者纷纷效仿，各种《异物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成为古代地理文化著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体例亦被后世地志著作奉为圭臬，为古代地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岭南文化发展的漫漫长河中，《异物志》更是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作为第一部被史志著录且流传后世的岭南人著作，以及首部专记岭南风物的著作，为岭南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文字载体，成为后人了解岭南历史文化的重要窗口。后世谈及岭南风物，多以杨孚《异物志》为源头，其对岭南文化的传播与发展起到了极为关键的引领作用。

杨孚晚年从京城洛阳辞官归乡，回到番禺下渡头村定居。他将从洛阳带回的松柏种植于宅前，这些松柏在冬季竟会出现积雪的奇异景象，引得众人啧啧称奇，百姓们尊称他为 “南雪先生”，而他的居地也被亲昵地称为 “河南”，这一称谓一直沿用至今，成为广州市区南部的代称，杨孚井也成为了其历史遗迹的见证。杨孚以其卓越的政治见解、刚正不阿的品德以及开创性的学术贡献，成为岭南文化史上的一座巍峨丰碑，对后世岭南地区的文化传承、学术发展以及社会风尚的塑造产生了极为深远且持久的影响，为岭南地区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岭南人砥砺前行，不断追求卓越与进步。

五、屈大均：明末诗豪，粤韵传情

屈大均（1630—1696），字翁山、介子，号莱圃，广东番禺人。明末清初著名学者、诗人，与陈恭尹、梁佩兰并称 “岭南三大家”，有 “广东徐霞客” 的美称。他一生跌宕起伏，历经明清交替的动荡时期，其诗作与事迹无不饱含着深厚的家国情怀与民族气节。

屈大均出生于广州府番禺县，早年师从陈邦彦，深受其思想的熏陶。顺治三年（1646 年），清军攻陷广州，屈大均随陈邦彦等人积极投身反清斗争，然而不幸失败。此后，为躲避清廷迫害，他削发为僧，法名今种，但心中的复国之志从未熄灭。他以化缘为名，云游四海，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在这期间，他积极联络各方反清力量，曾遣人送情报给郑成功，试图引导郑成功的舟师沿海路进攻南京，以图恢复大明江山。

康熙十二年（1673 年），吴三桂起兵反清，屈大均满怀希望地赴桂参与其事，却很快洞悉吴三桂借反清之名而行争霸割据之实的用心，失望之余托病辞职返回广东。台湾归清之后，屈大均深知复明无望，遂停止反清活动，转而专注于著述讲学，将精力移志于对广东文献、方物、掌故的收集和编纂，著有《广东文集》《广东文选》《广东新语》等作品，为岭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在诗学理论方面，屈大均秉承儒家思想，提倡以诗言道，强调诗人需具备高洁的人格追求与高尚的道德品行。他认为诗歌应以 “丽” 为美却不失其 “则”，应巧妙运用比兴手法，追求诗画结合的艺术境界，达至中和朴素之美。在诗歌创作上，他的作品或缅怀故国，如 “悲歌易水无豪侠，买骨金台有钝驽。” 抒发对明亡的沉痛哀思与对时势的悲叹；或描绘岭南山水风光，像 “罗浮四百峰，峰峰有云气。” 展现出对家乡山水的热爱与赞美；或关注民生疾苦，例如 “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 深刻反映当时社会经济现象，体现了他对社会现实的洞察。其诗风刚健雄浑又不失细腻柔情，既有忧国忧民的悲壮，又有情真意切的柔情，开创了独特的 “翁山诗派”，对近代岭南诗风产生了深远影响。

屈大均的代表作《广东新语》堪称一部岭南文化的百科全书。全书共二十八卷，内容涵盖广东的天文地理、经济风物、人物风俗等各个方面。书中对广东的气候、地形、山川、湖泊、名胜古迹等自然风貌有着细致入微的描写，使读者仿若身临其境；对民间传说、神话故事、历代名人轶事、孝女烈妇事迹以及丰富多彩的民间风俗的记载，生动展现了岭南地区独特的人文魅力；对广东的理学名人、诗文大家及其著作、书画印章等文化艺术领域的介绍，彰显了岭南文化的深厚底蕴；对稻麦豆茶油盐、金银铜铁珠玉、刀剑钟鼓战车等物产器物的记述，反映了当时广东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物质文化生活；对各种动物、花木、香料、花草等动植物的描述，体现了岭南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独特的生态环境。屈大均在撰写此书时，并非简单罗列，而是每记一事，都加以精心考辨，“考方舆，披志乘，验之以身经，征之以目睹”，力求内容的详实准确与广博精深，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为研究明清时期广东的历史文化、社会经济、民俗风情等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被当代学者誉之为 “广东大百科”。

屈大均以其卓越的文学成就、坚定的民族气节和对岭南文化的巨大贡献，成为岭南文化史上的一座不朽丰碑，他的名字与事迹永远铭刻在岭南大地，激励着后人传承和弘扬岭南文化，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繁荣而努力奋斗。

六、居廉：岭南画匠，丹青妙手

居廉（1828 - 1904），字士刚，号古泉，别号隔山樵子、隔山老人、罗湖散人，广东省番禺县隔山乡（今属广州市海珠区）人，与从兄居巢并称 “二居”，是中国近代岭南地区著名的国画画家。

居廉出生于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艺术熏陶，对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早年师从宋光宝和孟丽堂，学习花鸟画的基本技法和风格。在学习过程中，他勤奋刻苦，不断钻研，逐渐掌握了扎实的绘画基本功。后又吸收各家之长，融会贯通，自成一家。其笔法工整细腻，设色妍丽鲜艳，在继承和发展恽寿平没骨画法的基础上，广泛运用撞水和撞粉法，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开创 “居派” 艺术，成为岭南画派奠基人之一。

居廉的绘画题材广泛，尤以状写岭南风物为主。他笔下的花卉草虫、蔬果水族以及时令风俗等异常丰富，其中多为岭南独有的品种。画中所描绘的动植物超过两百种，包括荔枝、龙眼、香蕉、芒果等岭南特有水果，以及各类小花小草小虫。他还将以往作画题材中罕见的水族动物纳入画中，如草鱼、鲤鱼、螺、蚬等，为传统花鸟画注入了新的活力。他常说：“予从事写生，颇尚形似，暇时体认得之，或当不谬。” 其代表作《花卉草虫图》，画面中的花卉娇艳欲滴，色彩丰富而和谐，花瓣的纹理和质感通过撞水撞粉法表现得淋漓尽致，仿佛能让人感受到花朵的柔软与细腻；草虫则栩栩如生，形态各异，或栖息于花间，或展翅欲飞，其触角、肢体、翅膀等细节之处都被描绘得极为细致，生动地展现了大自然的生机与活力。又如《富贵白头图》，以牡丹和白头翁为主题，牡丹花开热烈，花瓣层层叠叠，用撞粉法表现出的花瓣光泽和质感，使花朵更加娇艳富贵；白头翁羽毛洁白，眼神灵动，与牡丹相互映衬，寓意着富贵吉祥、白头偕老，整幅作品构图精巧，色彩明快，给人以美的享受。

居廉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画家，还是一位优秀的美术教育家。1865 年，他在番禺隔山建造十香园，并在此设馆授徒，开近代美术教育先河。他的学生众多，包括高剑父、陈树人等岭南画派的代表人物，以及伍德彝、陈芬、容祖椿等。他教学严谨，注重培养学生的观察力和表现力，鼓励学生从自然中汲取灵感，“师古人不如师造化” 是他常教导学生的话语。在教学过程中，他亲自带领学生到郊外写生，让他们亲身感受大自然的美妙与神奇，从而更好地理解和表现绘画对象。他还善于因材施教，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和潜力，制定个性化的教学方案，使学生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在绘画艺术上取得更大的进步。在他的悉心教导下，学生们纷纷成才，成为岭南画坛的中坚力量，为岭南画派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居廉的撞水撞粉法是其绘画艺术的一大特色。撞水法用于画植物的枝叶，在色墨未干时将水注入叶子或枝干的向光一面，使墨色被水排开，形成自然的边界，产生向光和背光的效果，从而丰富画面的层次感。如他在画树叶时，通过撞水法表现出叶片的明暗变化和凹凸感，使树叶看起来更加生动自然，仿佛在微风中摇曳。撞粉法用于描绘花瓣或蝴蝶翅膀等，以粉撞入色中，使粉浮于色面，产生润泽松化的效果。这种方法特别适合于表现岭南明丽阳光下带着清晨露水的花果鱼虫，使笔下物象具有光感、质感和空间感。他在画花瓣时，巧妙地运用撞粉法，使花瓣呈现出娇艳欲滴、轻盈细腻的质感，如《花卉草虫图》中的花朵，花瓣上的粉与色相互交融，层次丰富，让人赏心悦目。

居廉的绘画艺术对岭南画派的创立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他所倡导的写生精神和创新技法，为岭南画派的画家们树立了榜样，成为岭南画派的重要艺术特色。他的作品不仅在当时备受赞誉，而且对后世的绘画创作也产生了重要的启示作用，为中国花鸟画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他的撞水撞粉法被后世画家广泛借鉴和应用，成为岭南花鸟画的重要技法之一，在中国画坛独树一帜。

结语：广州名人，文化瑰宝

广州的古代名人，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星辰，在历史的天空中闪耀着独特的光芒。他们来自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背景和经历，但都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为广州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张九龄的政治智慧和文学才华，为岭南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崔与之的清正廉洁和卓越军事才能，成为后世为官者的楷模；陈献章的心学思想和教育理念，开启了明代学术的新风尚；杨孚的学术著作和政治主张，对岭南文化的传承有着深远的影响；屈大均的诗歌创作和民族气节，展现了岭南文人的高尚情怀；居廉的绘画艺术和教育成就，推动了岭南画派的形成与发展。

他们的故事和精神，是广州这座城市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今时代，我们应当传承和弘扬这些名人的精神，汲取他们的智慧和力量，为广州的现代化建设和文化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让我们铭记这些广州古代名人的功绩，传承他们的精神，让广州这座千年商都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耀眼的光彩，向着更加辉煌的未来奋勇前行。